把国民党军警宪一律按日寇要求撤出平津

2017-12-03 12:49

东北大学

一二九游行后,宋哲元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军警到各大学进行搜查。12月11曰,东北大学遭到了武装军警的搜捕,王新三、戴洪图、冯静安等6名同学被当场捕去。后经过同学们的坚决斗争。才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把他们放了出未。

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这样记述了这场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北京的示威,被全世界报纸用大标题登出,而中国的许多报纸,也无视新闻检查官的禁令,刊出了报道示威的消息。中国正在苏醒过来。在几天时间里,青年切体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所有大城市,像雨后春笋般产生,最后甚至包括了南京在内,游行示威开始席卷全国。毛主席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2页)“1935年12月9曰,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7—938页)刘少奇同志说:“一二九是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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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队伍来到辅仁大学时,由于事先派出交通员与该校同学联系,刘达等许多同学踊跃地加入了游行队伍。接着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那天,虽然北大有的同学参加了游行,但事先全校没有总动员。我们的宣传员到校内高喊:“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随后到达的大队人马则在校门外遥相呼应。这震撼,人心的呼声,像山头的野草被火种点燃,顷刻间燃遍了全校。各教室、试验室、图书馆的门都打开了,同学们奔走相告,纷纷集合在校门前,以战斗的姿态加入到游行行列。附近的中法大学和两吉女中也起来参加了。我们这支已壮大到六七千人的铁流,又浩浩荡荡地前进了。我们计划转进到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这时前面的纠察队传来了消:东交民巷一带有大批日本兵出动,沿街架起了机枪。反动政府此刻已吓得懵头转向,以为我们要去东交民巷领事馆区冲击日本大使馆,气急败坏地调来大批军警部队,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救火车横列在街口做防御工事,两旁人行道上站满了手持水龙、大刀、木棍等凶器的军警,虎视耽耽地等待着游行队伍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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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中山中学也遭到了军警的阻截。郭峰、李涛、甘仲斗、高铁等许多同学机智地冲出了包围圈。他们不惧武力威胁,在途中奋力与军警抢夺水龙,终于战胜了色厉内径的武装军警,同我们胜利会师在新华门前。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军警几乎包围了准备参加请愿的所有学校。东大和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都是流亡子弟,他们抗日复土还乡的斗争精神顽强,集体冲出了军警的封锁线。被军警包围的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经过艰苦斗争,克服重重困难,也三五成群地赶到集合地点。陆续汇集到新华门前的请愿队伍约2000多人。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华北最高当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就在中南海里面的居仁堂“办公”。几天前,被日寇雇佣的汉奸、地痞流氓组成的“华北民众自治会”500多人,声嘶力竭地喊着“中日提携”、“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等反动口号向何应钦“请愿”,何应钦笑脸相迎,待若上宾。今天,面对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却如临大放,新华门紧闭着,前廊排列着手持刀枪的武装军警,摩托车上架着机枪,真是杀气腾腾!这种鲜明的对比,更激起了同学们无比义愤,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1934年前后,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镇压人民革命极为残酷,严禁一切抗日活动,连高崇民、阎宝航同志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牌子都被摘掉了,抗日运动全部转入地下。1934年夏秋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分散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在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后来听说,当时河北省委指定北平共青团市委代行市委的领导工作,组成了临时北平市委。1935年秋,黄河决口,山东、河北遭受大水灾,无数灾民饥寒交迫,拖儿带女,沿路乞讨,流落北平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见死不救。这时我党为解救灾民的疾苦,团结和教育青年,在学生中发起了黄河水灾赈济运动。北平的大中学校组成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演戏、义卖等活动,为灾区募捐、募实物,然后由学生代表到灾区去慰问。参加东北大学水灾赈济会的有王振乾、杨旭、张金辉、郑洪轩、董学礼、戴昊和我等十几个同学。东大派往灾区的代表王振乾、杨旭同学,直到一二九运动开始,尚在灾区没有回来。通过这次水灾赈济活动,党组织广泛地团结了群众,为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这时,燕京大学的交通员跑来报告:“进城的路上有密集的军警堵截,清华和燕京的汽车被扣了,现在同学们正徒步赶来,可能迟一点,请东大同学等一等。”紧接着又一位交通员骑车来报告:“西直门关了,同学们进不来了!”。原定清华、燕京由这一路进城,跟西直门里的东北大学汇合,现在相隔非遥,却无法聚合,我们只好孤军出动了。有些教职员工也参加了请愿,如学校图书馆的职员郝克勇和军训处教员李仕廉、戴吴等都参加了游行队伍我们4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女同学在队伍中间,潮水般地涌向街头。

请愿不成,为了表达人民的抗日愿望,我代表东北大学与其他学校代表紧急商量;当机立断,决定改为游行示威。由于东北大学参加的人数最多,整个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便由东北大学担任了。我招呼同学们把队伍整顿好,宣布:“游行示威开始!”顷刻,高昂的口号声、歌声直冲云宵。我们考虑到许多学校被围,学生队伍没有完全拉出来的情况,为了集结同学、壮大队伍,宣传群众、扩大影响,决定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弘达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志诚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学校的同学加入游行行列。有的学校冲出来的人员少,没有校旗,临时到商店买布,做成旗帜,以便三五成群的同学集合在本校的旗帜下参加游行。每经过一个学校,都有同学加入,整’个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我们组织了宣传队伍,不断向沿街的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沿途两侧的工人、教师、家庭主妇和商人不断鼓掌喝彩,表示支持,很多人争抢着阅读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奉命前来阻挠学生游行的警察和保安队员中,有一些人也被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学生给他们塞传单,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常常窘迫地苦笑着。有些进步的中外记者,如刘尊棋、斯诺、尼姆威尔斯等,自始至终跟随着我们的游行队伍,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新街口一带,军警已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为了避开军警,我们的队伍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迎面传来欢呼声,有二三十名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来参加游行了!法学院被军警包围,核门上了锁,他们是跳过围墙跑出来的。当我们走到西四牌楼前,二三百名武装军警横拦着,堵住了去路。同学们怒气冲天,紧挽手臂,迎着耀武扬威的军警,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张牙舞爪的军警,挥起棍棒,抡起大刀,向同学们袭击。这时,王敬桓同学被军警打倒在地,接着又有刘淑清、庙静淑、候淑彦等几名女同学被打伤。关山复同学发现军警去抓王敬柜时,立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包向军警脸上打去,他们迷了眼睛,这才撒开手。临危不惧的同学们怒吼着:“向前冲啊!”猛狮般地冲破了封锁线,雄赵赵地从府右街向新华门进发。

1935年12月,北平市学联成立不到一个月,便率领爱国学生冲上了抗日的战场。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了会议,决定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同步步进逼的日寇和卑躬屈膝的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2月8日,学联又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确定于12月9日上午10时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去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何应钦请愿,陈述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学联还为各校请愿队伍准备了大量宣传品。东北大学参加市学联会议的两位代表郑洪轩、邹素寒回到学校后,于8日晚在俄三班宿舍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向我和关山复等十几个同学传达了请愿的决定。大家听后十分兴奋,立即分头发动群众。爱国的同学们都以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忙碌起来,组成了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写标语、印传单、做旗帜,这天晚上许多同学通宵未眠,为游行做准备工作。12月9日这天,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是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清晨,当这座文化古城还在沉睡的时候,东北大学已经沸腾了!突然有同学报告:“学校被军警包围了!”我们不顾军警的威胁和学校当局的阻挠,在大礼堂召开了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传达了市学联关于和平请愿的决定。同学们群情振奋,一致拥护。当场选举我做东北大学请愿队伍的总指挥,我向同学们作了简短动员:东北沦亡,多少同胞无家可归,目前华北垂危,我们已无法安心读书,当务之急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东北学生共同的强烈愿望。这些失掉了家乡、远离亲人、饱尝亡国奴之苦的东北青年们,再也不能坐视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被日寇鲸吞了!我们立即带领斗志昂扬、视死如归的同学们冲出了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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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被冲散后,我立即通知:“同学们到北大三院集合去!”据王林同志回忆,黄敬和他在队伍中也高喊:“同学们快到北大三院集合”。当我们赶到北大三院时,各校代表已经聚齐,大家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由我站在台阶上向怒发冲冠的同学们宣布:从108起全城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由于我的音量小,便请站在我身旁的r位同学领着大家高呼事先拟定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

我们这支队伍,像决了口的黄河大水,浪涛滚滚,奔腾倾泻,几次突破军警的封锁线锐气不减。朔风吹不冷我们的热情,刺刀吓不退我们的勇气,同学们冒着严寒,饿着肚子,在冰天雪地里斗志昂扬地从清晨游行到下午。

回到学校后,我们代表指挥部去各宿舍慰问受伤同学。在这次游行示威中,同学们表现得很勇敢、很顽强,虽然受伤的较多,但没有气馁、斗争意志反而更旺盛了。

1935年12月9日,一个令人痛心,但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了,无论迎面的是腥风还是血雨,年轻的血液沸腾了,炎黄子孙谱就爱国学生运动中最动人的篇章。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一再退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尤其当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听到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后,他们像雄狮一样怒吼起来,把“九一八”以来郁积在心头的仇恨和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愤懑都并发出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北平的学生们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鼓舞下,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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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28年因组织反日活动被辽宁省西丰县立中学开除,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入学后不久,爱国教师车向忱和爱国学生张希饶、张金辉、戴昊、王牺忱等组织了“国民查实促进会”,我也是组织者之一。我们积极进行反日宣传,并向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旅)官兵进行反日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东北大学的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背井离乡流亡到北平,在那里复了校。当时,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及时发出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被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不久,我们一些同学先后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武装抗日活动。1933年,东大同学郭明德、江涛被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逮捕。郭明德同志在受刑时英勇牺牲,江涛同志在日寇的监狱里服了5个月苦刑。1934年,义勇军失败,张金辉和我撤回北平,在东北大学复了学;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前夕,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蒋介石卖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东北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蓄谋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又把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寇占领东北“合法化”,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随时可以直取平津。1935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华北的统治权。高喊“先安内,后攘外”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在“五二九”河北事件后,把国民党军警宪一律按日寇要求撤出平津,由于6月与日寇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取缔全国一切抗日团体及活动;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党部;撤出了包括宪兵三团在内的国民党在河北的驻军,葬送了河北。接着又签订了“秦土协定”,将察哈尔的大权拱手送给日寇。这样,使日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充分控制华北。10月,日寇在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领县城,组织“县政府临时维持会”,接着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吞并华北。11月殷汝耕抢先成立了“冀北防共自治政府”,12月,蒋介石指示宋哲元筹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沦亡危在旦夕!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日寇汉奸们耀武扬威;广大爱国人民怒形于色,奋起反抗;奴颜媚骨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则下了臭名昭著的“郭睦邻帮”的命令,暴力镇压和血腥屠杀抗日的人民。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境地的北平,一片白色恐怖。荷枪实弹的日军在街上横行无忌,日本浪人胡作非为。铁路沿线经常发现中国工人的尸体,爱国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不断受迫害,人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同学们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东北青年,饱尝国破家亡的苦难,抗日救亡的呼声更加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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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听说,一二九那天,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被阻于西直门外,东冲西突,因所有的城门都关闭了,又有军警严守而终于不能入城,他们就愤愤地在城外游行示威。挥泪向城—亡的军警和路上的行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也整整奋战了一天:这就是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失安内、后攘外”的投降卖国反动政策、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切结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保卫中华,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二九运动冲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恐怖镇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力量、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国抗日的新起点,北平学生的抗日洪流推动了全国各地学生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把全国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民的抗日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二九运动也为其后的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人才。

何应钦的参谋长失魂落魄地出来说:何代委员长不在北平,代表们提的要求可以转达。他要学生们 “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地“读书救国”。同学们要地下令打开西直门,让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进城参加请愿,他却支支吾吾地予以拒绝。

同学们怒不可遏,面对在日寇面前其软如绵,在人民面前如狼似虎的武装军警,高呼口号,挺胸前进。我们派代表前去交涉,而恣行无忌的军警,突然用水龙头对着人群扫射起来,水柱像一条条毒蛇窜到同学们的脸上、身上。我和纠察队的同学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身上全被浇湿了。记得那天我穿了二件棉袍,一会儿的工夫就变成了“冰袍”。水龙不断地喷射着;刺骨的寒风也助纣为虐,但同学们谁也不示弱,大家紧挽手臂顽强地抵抗着。这时军警从队伍两侧包抄过来,赤手空拳的同学们蜂拥而上,纠察队的韩永赞、肖润和等数十名同学,英勇地夺过水龙头朝军警们反击,大家迎着棍击、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刹时,军警的冲杀声,学生们的怒吼声和市民们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经过一阵巷战,学生的队伍从中间被打散了,有不少人当场被逮捕了,许多同学受了伤,被送往医院的就有30多名。我们东北大学的林锋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停云背上挨了一刺刀。在激战过的街道上,结了一层冰,晶莹的冰上留着爱国青年的斑斑血迹!

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8月1日,我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即“八一宣言”)。党通过吴玉章同志在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把“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有的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书报杂志部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回校后,自阿同学中广为传播:“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而实际沦亡了!”“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在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的思想,在青年学生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建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深入人心。它不仅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也从“宣言”中找到了当日救国的出路。1935年10月,我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开赴抗日前线。11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挽救民族危机。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为了更好的领导学生抗日救国,1935年11月18日,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北平市学联正式成立。郭明秋任学联执行主席。学联党的领导有黄敬、彭涛、姚依林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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